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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大地之子黄大年(四)

2017/12/11 9:23:08人浏览

为什么爸爸会这么忙? 

  507办公室一张直通天花板的日历表占满了一面墙,上面字迹潦草,看得出记录者的匆忙。

  从2016年4月29日开始,日历表上标注了红线,一直延伸到5月14日,中间清晰地写了两个字:英国。

  那是黄大年回国7年后,破例给自己放的假。5月8日,是女儿黄潇的婚礼庆典。

  4月26日,黄大年先赶到浙江大学开了一个评审会,28日又赶回吉林大学参加“千人专家”王献昌的评议会,终于在29日和张艳一起踏上旅程赶往英国。

  这几年,黄潇一个人在英国完成了学业、找到了工作。现在,女儿要出嫁了!黄大年激动得有些不知所措。

  动身前,他把唯一的一套正装西服找出来,前后熨烫一番,又挑出几件挺括的衬衫,小心翼翼地收在旅行箱中。他发现脚下的棕色皮鞋褪色了,又翻出一双很少穿到的黑色皮鞋,细细擦拭,穿在脚上。

  黄大年很满意自己未来的女婿。按照中国家长的传统标准,这个高大帅气、金发碧眼的小伙子“学历很高、彬彬有礼、做人做事都挺踏实”。

  为了凑爸爸的时间,黄潇和未婚夫把原定的婚期一改再改。每个周末,她都和爸爸热线联络,向他汇报筹备的进展。

  5月8日,这天阳光明媚,在庄严的教堂,黄大年一袭笔挺的西装,尽显儒雅风范。黄潇为爸爸和丈夫分别准备了湖蓝色的领带和领结,他们一家四口站在教堂前的草坪上,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黄大年从怀里掏出一块古董手表,小心翼翼地戴在女儿的手腕上。那是他的母亲在他结婚时送给张艳的礼物,他们一直存着,就等着有朝一日传给潇潇。

  婚礼进行曲响起,女儿挽着父亲的手臂,穿过众人祝福的目光,父亲把女儿的手放进女婿的掌心,将她的未来郑重托付。

  接着,父女俩走下舞池,跳起了华尔兹。那是黄潇长这么大,爸爸第一次陪她跳舞。

  看着潇潇幸福的笑容,黄大年不由想起过去的时光:潇潇出生那年国内发大水,他给她的名字加了三点水,希望她此生过得潇洒大方。长大后,他带着她在剑桥的校园徜徉,在郊区的花园骑马;她觉得学中文很难,他答应课后陪她打羽毛球,哄着她去上中文班;她跟在他屁股后面修剪花园,又跑到张艳那边去收拾菜地;他最拿手的菜是肉末和鸡蛋炒在一起,也是女儿最喜欢的……

  望着爸爸增多的白发,黄潇也在回忆小时候的事情:那时,他们一家就住在地质宫的马路对面。一天晚上,妈妈和姥姥都不在家,黄潇就拉着楼里一个小伙伴一起去找爸爸。结果扑了空,再折回家,爸爸正在焦急地四处找她。那一次,一向和气的爸爸发脾气了,第一次用尺子打了她的手板。

  高中时黄潇选修美术,第一堂素描课上完,爸爸就来指导了,那时候她才知道,原来爸爸遗传了爷爷的艺术天赋,他不仅是个体育健将,连绘画也是信手拈来。

  考大学,黄潇瞄准了利兹大学,不仅因为父亲曾在那里深造,也因为有结构工程与建筑的双专业设置。黄大年对女儿的志向永远无条件支持,无论出差到哪里,他都会给女儿背回建筑书,如果在哪里看到精妙的设计,他也会拍下来给她发去……

  后来,爸爸妈妈回到了中国,妈妈常说爸爸很忙,黄潇就担心他的身体。伦敦的下午,正是长春的凌晨,黄潇常会给爸爸打电话:

  “休息了吗?”

  “还没有。”

  “爸,你该睡觉了。”

  “我还在地质宫。”

  “那你开车回家路上小心。”

  有好几次,妈妈告诉黄潇:“晚上我会睡一小觉,等你爸回来再起来给他煮面条。”黄潇听了,恨不能立刻辞职飞回长春,把爸爸从办公室拽回家,每天监督他吃饭睡觉。

  可她也知道,爸爸的性格很犟,想做的事情一定会坚持。有几次,她飞回长春来看他们,一家人守在一起,爸爸会兴奋地讲他在国内进行的项目,讲中国又取得了哪些进展。

  可妈妈也跟她讲过爸爸坚持背后的艰辛。妈妈说,有时候大年半夜不回家,她放心不下,到办公室看看,发现他就搭着件夹克,在椅子上睡着了,她只能默默地帮他盖上被子,静静地待一会儿,然后自己悄悄地回家……

  妈妈说,她常在爸爸傍晚忙得废寝忘食的时候,拿着切成小块的水果来办公室看望几日不得见的他。妈妈跟他说:“你吃点儿水果吧。”可爸爸总是说:“放那儿吧,正忙呢,你先回去。”妈妈有时候会坚持看着他吃完,但经常还是无奈地走了。

  妈妈说,她自己有时候实在熬不过,就叮嘱大年身边的焦健和其他同事多照顾照顾他。她跟他们说:“你们黄老师他平时作息没有规律,你们在他身边多提醒着点儿。”

  她听着妈妈道出的担心与忧虑,想起了父亲在她小时候跟她说过的话:“要记住,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你没有任何理由不努力;也没有任何理由不使自己优秀。”

  爸爸回国之后,一家人聚少离多。可黄潇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家人在她婚礼上的那次团聚,竟然是他们最后一次团聚。

  1月4日,手术后第21天。黄大年内脏出现大出血,转氨酶升高、肝功能开始迅速衰竭、心电图出现停跳……

  命运往往真是弄人——万里之遥,黄潇也正在临盆的阵痛中挣扎。

  剧痛之后,随着哇哇啼哭,黄大年的外孙降临到这个世上。黄潇含着幸福的眼泪,虚弱地对丈夫说:

  “拍一张孩子的照片,赶紧发给我爸爸妈妈他们。”

  此时,黄大年的手机正静静地躺在病房的柜子里。

  黄玲听到柜子里的响声,看到微信不顾一切地冲进了抢救室,把手机举到他的面前。

  “哥,哥,你快醒醒,潇潇生了,是个男孩儿……”黄大年的眼球开始凸出,他刚刚失去了意识……

  “哥……哥……你快睁眼看看啊,这是春伦,你的外孙啊!”

  照片上,那个黑头发、圆脸蛋、圆鼻头的孩子,分明带着黄大年的几分神韵。

  春伦,是黄大年住院期间为外孙想出的中文名字:长春的春,伦敦的伦。这是他最难忘、最喜欢的两个城市……

  他曾说:“地质宫刻有我的梦想,剑河却永远留下我的眷恋。”这里,有他的青春、他的母校;那里,有他的奋斗、他的骄傲!

  春伦,浓缩了他的一生,又印刻着他的心迹。

  他是多想亲口唤一声这个名字啊……

  此时,微信群里传来一条消息:大家都快来医院!

  学生们正在食堂吃饭,扔下筷子,飞一样跑到医院,心急如焚地守在重症监护室门口。

  突然,ICU那道重重的门开了,医生说黄大年马上需要去手术室,他的病一秒钟也耽搁不得!

  黄老师出来了,他被医生和护士推着,戴着呼吸机,眼睛半闭着,喘得非常厉害……学生们自觉地退后一步,手攥着手,静静为他拉起一道通向手术室的人墙。

  他们多想扑上去,抱住心爱的黄老师啊!他们只能撕心裂肺地在心底呼喊:您一定要醒过来啊!您不能丢下我们啊!

  1月8日13时38分,人们等来了那个令人万分悲痛的消息。

  没有眼泪,没有声响,张艳就像失了心,听着医生最后的通报。黄玲大声哭着,过去扶住她,那瘦弱的胳膊瞬间冰透了她的手。

  突然,张艳使劲儿挣脱开来,冲进了抢救室。那里,只剩他一个人了,她不能留他一个人在那冰冷的所在。

  正午的阳光透过窗棂,映在黄大年的脸上。所有的抢救设施已经撤去,他躺在那里,面色平静。

  “大年,你不能走,别丢下我!”张艳俯下身去,紧紧抱住他,把脸贴在他胸前,一遍一遍地哭喊着……

  为了让他安心,她跟着他回来。为了让她开心,他在长春最美的南湖畔安了新家。

  他为她做饭,她为他洗衣。他为她照相,她为他弹琴。夫妻那么多年,他还会当众牵她的手,为她唱生日的祝福歌……

  这个拦也拦不住、拗也拗不过的男人啊,为什么就这样说走就走,不告而别。

  从此,她再无苦等后的牵挂:“晚上不知道他会几点回来,做了饭他常常回不来……”

  而他,也再无奔波中的歉疚:“可怜她一再孤独守家,秋去冬来,在挂念中空守,在空守中老去……我6年前安慰她,再有一年就忙完,再有一年就是剑桥的生活节奏……”

  “现在,黄老师再也不用赶路了”——有学生悲痛难忍,在朋友圈中写下此刻的心情。

  “不要发,潇潇还不知道。”等到黄玲想起的时候,黄潇却已经看到了。仿佛从天堂坠落地狱,她疯狂地拨打父亲的电话,想要知道这不是真的。

  “为什么,爸爸,为什么你不告诉我真相?为什么要让所有人都瞒着我?为什么我会相信你一直在出差……”

  那个世上最疼爱她的人走了。

  从此,白昼与黑夜,不再有分别。悔恨与思念,啃噬着时间。

  “工作是工作,爸爸是爸爸。我和妈妈所失去的,是更加刻骨铭心的存在……我最后一次见到爸爸是在我的婚礼上。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那是我们第一次跳舞,也是最后一次。太痛苦了!我好恨!”

  可是她却不能哭泣,因为小小的春伦还在她怀里,还需要她的哺育。

  时隔数月,黄潇带着春伦,回到长春。她要回到爸爸妈妈的家,在那里寻找一些他的影子。

  她遇到的每个人都告诉她,“你爸爸干了很多大事”“他是那么好的一个人”。

  很多人问过黄大年:“你何必做到这个份上?”

  他给出了几乎相同的答案:“你不知道啊,我出国就是从长春这个地方出去的,在外面漂了很多年,也确实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培训和机会。现在想回来,就是为了报效祖国。我什么职务也不要,什么待遇也不求,就是帮助祖国做一些事情。”

  2015年1月,面对多所院校的极力争取,黄大年依然选择与吉林大学续签。

  当时,大年只提了一个要求:再延长两年,在吉大一直工作到退休。刘财记得,续聘仪式上,大年慷慨激昂地说:“我是带着梦想回来的,梦想和现实应该在同一个地方找到完美的结合。学校为我的成长和回归投入了这么多,团队成员也付出了这么多,我怎么舍得离开这片精神传承的归宿之地。这是我的母校,也就是我的归宿。”

  现在,他找到了他的归宿。他在祖国度过了生命中最珍贵的七年,他为母校奉献了自己的全部。这是怎样炽烈燃烧而又痛快淋漓的人生啊!

  “我的归宿在中国,回国对我来说,就是落叶归根。”

  春的觉醒、夏的奔放、秋的收获、冬的蓄积,他就像一棵大树,伸展出一片绿荫,献出累累果实,将枝头的最后一抹亮色,都献给了脚下的大地。

  不知疲倦的黄大年永远地离开了,把生命中最璀璨绚丽的部分献给了国家……正如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在诗里写的那样:我是你的,我的祖国!都是你的,我的这心、这灵魂!

  “大年不是一个一般的学者,他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人,才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我理解他在英国那样优越的环境里,他觉得自己已经摸到天花板了,他回国,既是突破自己,也是报效祖国。”高平说,“千人计划成就了他,让他能够义无反顾、全身心地实践他的理想抱负、一展他的爱国追求。他是浓缩了他的人生,用这几年的时间凝聚成内心一直深藏的对祖国的爱。这么理解他的逝去更有价值,这也是他愿意投身、愿意献身的。”

  长春的夜晚,黄潇走出家门,漫步在南湖边。清风袭来,她仰望头顶的星辰,重新体味着爸爸的心境:“我以前会不理解,为什么爸爸会这么忙,甚至忘了他自己?但我慢慢能感觉到,他所做的这些是为了国家,他想着中国会强大,愿意牺牲自己的一些东西。”

泪痕深处,我心归处

  1月13日,大雪,长春迎来了零下23摄氏度的严寒。

  泪水划过面颊,打在手上都绽成了冰花。

  长春市殡仪馆西辰厅内,此时聚起了八百多人。满满一室的黄菊花散着淡香,映着洁白的天花板,驱散了窗外的寒冷。

  黄大年静卧在鲜花丛中,面容是那般安详。已经瘦成一把骨头的张艳守在一旁,没有眼泪,也没有言语,她只是默默地看他,仿佛这个世界就只剩他们两个。

  黄大年穿的是一套黑色西服,里面是白色衬衫,脚上一双黑色正装皮鞋。因为身体浮肿,衣服和鞋都是临时购买的,尺码比平时大了两号。

  大家想找一套最庄重的衣服,翻找半天,才发现他常穿的就是那件磨毛了袖口的黄呢子西装、两件褪了色的夹克衫、几件毛衣和洗得泛白的牛仔裤。柜子里还有很多衣服没有拆封,因为他根本无暇顾及。

  焦健凑过去,看了一眼黄老师的白衬衫。他想确认一下,那么爱干净的黄老师穿的是不是洁白洁白的。

  几天前,焦健和其他几个人帮着家属给黄老师换了衣服。怎么从医院出来,怎么去的殡仪馆,怎么又给黄老师换了新衬衫,怎么把他送去那冰冷的所在……这些在焦健的大脑记忆中好像被自动删去了。

  唯一刻在他脑海中的,是黄老师最后一次讲话。

  2017年1月1日,新年元旦,手术后第18天。

  病房里,黄大年手臂上插满了管子。在焦健的帮助下,黄大年认真收听着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前一天晚上,他已经托护士把这段视频录下来,拷贝进电脑里,一连看了好几遍。

  2016年,“中国天眼”落成启用,“悟空”号已在轨运行一年,“墨子号”飞向太空,神舟十一号和天宫二号遨游星汉……

  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提到科技攻关,黄大年显得有些激动,他猛地深吸一口气,用沙哑的声音对焦健说:“国家对科技创新这么重视……有了国家的决心……我们的技术马上就要到派上用场的时候……你们都要准备好,加油干啦……”

  说完,一阵剧烈的咳嗽。

  焦健忍着泪,直到出了病房的门他才哭出来。他看见了黄老师眼角含着泪光,他知道这个人没有一时一刻不想着赶超前沿、不想着超越极限!

  黄大年没有留下什么话。他唯一的“交代”,是在进手术室前。他和弟弟静静坐着,沉默片刻后,他先开口道:“大文,我的保险柜里有一些资料,研究所里有两台电脑,我和于平老师也说过了,如果我醒不过来,他们要继续做下去。其他的也没什么了。”

  走到生命尽头,他惦记的仍是他与同事们共同的事业。他最珍视的,还是他与科学这份特殊的“情”。

  2016年2月14日,看到情人节的浓郁氛围,黄大年曾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我是否有情,我情系何处,用不着看别人学别人,与生俱来。真正从事科学的人,往往看重与事业发展有关的情谊群体,面对“知音”常有相见恨晚的遗憾,发展的是与众不同的情……其实,值得永久珍藏和回忆的东西,才叫作“情”。

  超然于世、至情至真,这就是黄大年!

  当他俯视大地、仰望深空、憧憬大海,他已找到了独属于他的、朴素而又隽永的心灵归处!

  按照长春当地风俗,出殡时逝者要口含铜钱、盖上黄缎。可焦健觉得,黄老师不是普通的人,他不信这些东西。

  “黄老师应该盖着党旗或者国旗走。”黄玲听了焦健的提议,有些茫然地抬起头。她比哥哥小了18岁,这些年哥哥经历了什么、做了哪些事情、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她和大文似乎都搞不清楚。

  2016年7月19日至22日,黄大年受邀参加了中央党校举办的“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专题研修班”。动身前,他在办公室忙活了一整天,反复整理修改自己的科研资料。

  回到长春,一进办公室,黄大年就兴高采烈地告诉师生们:“我代表讨论小组发言了,效果特别好。党和国家都重视这些研究,咱们还有很多事要做啊!”

  说着,他就打开自己的背包,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个塑料袋,打开包裹着的毛巾,里面是一个白瓷茶杯。茶杯下面还配有一个托盘,黄大年特意用餐巾纸包起来,生怕刮坏了上面的金色镶边。他打开书柜的玻璃门,把这套茶杯摆在了专门存放各类奖牌证书的格子里。

  王郁涵见了,有些纳闷地问:“黄老师你带个这回来干吗?”黄大年乐呵呵地指着上面印的“中共中央党校”字样给她看,“喏,这是中央党校发的,我得留个纪念。”

  那段时间,他还找来一本难得的“课外书”——长篇报告文学《长征》。工作之余就拿来认真阅读,那些在血与火中淬炼的英雄故事,常常让他心潮澎湃。

  现在,那本鲜红色封面的《长征》静静地躺在书柜中,等待着他的主人。第564页,他还细心地做了最后的折角。

  这一生,一路长征,黄大年始终向往报国英雄的壮志豪情。中学时代,他曾与一帮部队子弟生活玩耍,时常把自己当作以一当十的英雄,高喊着“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诗句。

  这一生,一路长征,黄大年始终都想做一名坚守到底的战士。即使暂时和部队失去联系,他也终究要回到组织的怀抱。

  1月13日这天,大雪漫天,仿佛要用那洁白覆盖这世间的一切。

  焦健和黄玲捧着黄大年的遗像从他家居住的小区出发,他们要带他穿过工农广场,走过南湖大路,最后看一看他的第二故乡。

  在小区对面的十字路口,焦健举起了一个泥做的火盆,用力摔在地上,冲天大声喊道:“黄老师,一路走好!”

  铅灰色的火盆碎成很多片,散进了雪地,没有了声响。

  长春的老辈人相信,子女为故亲摔碎了火盆,他们的灵魂就将砸破桎梏,安然离去,寻找新的彼岸之所。

  焦健仰头望向天空,他想知道,那一缕忠魂是不是直上九霄,去往他魂牵梦萦的故里?

  那里,有他一生中最安稳快乐的童年时光。在南宁地矿局地质大院的树荫下,他一边画着和日本鬼子打仗的漫画,一边给同学们绘声绘色地讲着故事。

  那里,有他少年时代自立图强的艰辛跋涉。在辗转寄读的几所学校里,如果老师说“只有一个同学考试得了满分”的时候,同学们就知道“不用问,又是黄大年”。

  那里,有他父母的坟冢,有无法弥补、难以言说的遗憾。

  2016年清明时节,黄大年专程抽出时间回到老家,和弟弟妹妹到父母坟前。

  “大文、黄玲,我想跟爸妈说说话。”弟弟妹妹悄悄退后,黄大年就坐在坟前,絮絮诉说:

  “爸!妈!你们说的,大年都记着呢。你们说让我回来报国,我现在给国家做事情,一分一秒都没耽误,你们说回来以后离家近一点儿,我也在想办法和广西这边的学校、机构对接,为家乡建设出点儿力,退休以后,我就在这儿住,陪着你们……”

  黄大年还约上几个发小,去了广西第六地质队的旧址。曾经的小学校、饭堂和球场已经不再,一家人住的房子刚刚被拆,砖块瓦砾还在原地突兀地堆着。他静静站了许久,最终用手机拍下了那残旧的回忆。

  这一生,从南宁到长春,他走得太远。从长春到剑桥,他走得太难。从剑桥再到长春,他又走得坚定。

  他曾在朋友圈写道:“大跨度的经历难免遭遇各种困难,拼搏中聊以自慰的追求其实也简单:青春无悔、中年无怨、到老无憾。”

  青春无悔、中年无怨、到老无憾。这就是黄大年追求的人生境界,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勤奋求学,他在人生的黄金时代勤奋耕耘、流光无悔;归国创业,他把每一分光阴都用到了极致,把所有的智慧都奉献给了国家;年近六旬,他跑回家乡联系合作,希望家乡父老跟上科技发展的大潮,他还四处看房,为晚年寻一处聊慰乡愁的心安之所……

  这一生,黄大年奔波了一辈子,奋斗了一辈子,追赶了一辈子。

  现在,总是难得一聚的人们都赶来了。祖国各地的老同学、并肩奋战的攻关团队代表、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就连一面之缘曾向他讨教过的青年学者也来了。

  学生们挑了一张彩色照片做他的遗像,因为“黄老师是那么阳光的一个人,他不需要以黑白作别”。

  照片旁边摆放几根烤苞米,几位大学室友忍不住哽咽道:“大年,你是广西人啊,上学的时候没有米粉,你天天去食堂等白米饭,怎么这些年你吃的就是这个啊!”

  高平在痛惜中也在试着去理解大年的离去。

  “大年回国是带着很多期盼的。他希望在很好的科研环境中可以把创新的点子与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他觉得他可以把个人的能力、作为与祖国命运、科技创新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而且他可以在较高层次上释放已有的经验,从比较权威的层面公开表达理念观点,影响一些决策和学生弟子的人生规划,是一种获得。”

  司机刘国秋没有去送别。他依旧开着他的车,行驶在往返机场的路上。他给黄老师备用的毯子和枕头,还在车后座放着。

  雪花黏在窗前,朦胧了视野,他突然想把车速开到最快,就像很久以前拉着黄老师赶路一样。

  他很想再拉他一次,就像过去一样,偶尔拉几句家常,对着啃一会儿苞米。他很想问问那个小老头儿,不出差了怎么也不吱一声……

  1月8日晚上,刘国秋突然想起有一个月没见黄老师,他怎么突然闲下来了?然后就用手机上网搜索,一条黄大年的新闻的最后一行赫然写着:享年58岁。

  这是他第一次在网上搜索“黄大年”,也是他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认识“这么一个大人物”。

  “不可能,绝对的不可能!”他马上给王郁涵打电话:“黄老师咋的啦?”

  王郁涵还在哭:“刘师傅,黄老师没了。就是今天下午的事。”

  “怎么会这么巧?!”刘国秋喃喃道。

  “刘师傅,这是黄老师在用他的方式跟您说再见呢……”

  雪不再落下,回忆变得滚烫。大地若有情,也承受不了这离殇。

  送走了所有来宾,学生们集体跪倒在黄老师身边。地质宫那盏长明的灯火熄灭了,他们迎来了“生命中最冷的一天”。

  赵思敏想起,某个夏日的傍晚,黄老师把大家从实验室拉到操场,带头脱下鞋健步如飞,带大家“做一次免费足疗”。

  高秀鹤想起,有一次路过游乐场,黄老师看到大家想玩又不好意思开口,就陪着大家玩遍了所有项目。

  于平想起,黄老师住院前,执意要从家去一趟办公室整理材料。临近黄昏,车里放着口哨版的英国民歌《斯卡布罗集市》,黄老师望着车窗外偷偷抹去了眼泪。

  周文月想起,手术室的大门即将关上那一刻,黄老师突然和医生说想“再看看我的学生们”。他又回到门外,跟他们一一握别。

  周帅想起,平安夜,大家为黄老师布置了病房,摆了很多平安果,黄老师有些出神,后来又在微信群里给大家发了红包……

  不知是谁先哭喊出声来:

  “黄老师!让我再给您磕个头吧!”

  “黄老师!以后您再不用赶路了!”

  “黄老师!您说过,还有一身本领要教给我们。”

  是啊!有多少相约还没有实现,有多少感谢还没有表白,有多少精彩还没有到来……

  身患重感冒的姚立华强撑着身体,送了黄老师最后一程,从殡仪馆回到家中,便高烧不退。那几天,大年老师的音容笑貌总是萦绕在脑海,她想起艾青的那首诗: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妈,我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姚立华躺在床上、面色苍白。

  “你说吧。”姚立华的妈妈多次听她提起过黄老师。

  “我写了一篇纪念黄老师的文章,但我觉得仅有这种方式还不够,我要为他再唱一次《我爱你,中国》,我想他听到会非常欣慰的。”

  踩着齐踝的大雪,姚立华和妈妈相互搀扶着走进录音棚。录音师一看她的状态也劝她:“姚老师,您身体可以吗?”

  “我想唱出来,让黄老师带上走……这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

  录好后,姚立华第一时间发给了任波。手机响了,任波一看,双手颤抖,默默点开:

  我爱你森林无边,

  我爱你群山巍峨,

  我爱你淙淙的小河,

  荡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

  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

  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疲倦而沙哑的声音流了出来。电话两端的人,流着泪一遍遍反复听着……

  这一生,兜兜转转,走过荆棘密布,也有繁花似锦。有人说他傻,有人笑他痴,他却报之一笑,毫不介怀:“国家的强大是我的梦想,回来能放弃那么多,就是为了这个,干得那么累,为了啥?还是为了这。”

  最后清醒的日子,他还倚在床上,打着点滴,为学生答疑;他嘱咐于平,“把咱们自己的经费再压缩一些”,确保其他机构积极参与;他记挂姚永明参评副教授,硬是用颤抖的手,写下一段歪歪扭扭的推荐语……

    为什么啊!黄大年,走到生命尽头,他想的依然是工作,是别人?也许,正如先哲所言,一个真正热爱祖国的人,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真正的人。

  黄大年去世后,人们从他生前少有的采访中,更加读懂了他的心迹。

  2016年12月5日,黄大年最后一次从长春出差到北京,破例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我国的入地探测装备大部分靠进口。如果说我们是“小米加步枪”的部队,人家就是有导弹的部队,是这样一个差别……5年前我们是跟跑,经过我们的努力,到了今年,进入并跑阶段,部分达到领跑。

  3个多小时,他的声音已经沙哑,可说起项目来依然滔滔不绝。看着黄大年疲惫的状态,团队成员刘杰几次想要打断他,却只能在旁边心疼地抹泪。

  我每天晚上都是两三点睡,没有周末,没有周日。一天休息5个小时,有时只休息3个小时。在中国做科学,像我这样的人挺多的,玩命去干……哪天倒下,就地掩埋。

  “哪天倒下,就地掩埋!”这就是他的选择,他的归宿。

  当人们理解了他的信仰,才知他的旅途虽有泪可挥、却不觉痛苦,他的终点虽提前到来,却无须悲凉。

  马克思曾说,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现在,鲜红的党旗覆盖着他,温暖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人们重新念起他的入党志愿书,泪水模糊了视线:

  “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现,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黄大年之问

  “看到他,你会知道怎样才能一生无悔,什么才能称之为中国脊梁。当你面临同样选择时,你是否会像他那样,义无反顾?”

  离黄大年去世已过了几个月,马芳武仍然会不时翻看他的朋友圈,每当翻到这一条,他都禁不住热泪盈眶——

  2015年4月7日,黄大年把一篇纪念邓稼先的文章《如果他还活着,今年才90岁》转到了他的朋友圈。邓稼先一直是他的偶像。

  那段时间,他主持的几个大项目和课题已进入冲刺阶段。而他却隐约感觉自己“脚步大不如前”。他写下这段感言,似乎是在向偶像致敬,又似乎是在问他自己。

  “大年老师做到了,他是在用毕生的精力来接近他的偶像啊!”马芳武把这条朋友圈转发后,人们才发现,穿越历史的星空,黄大年和邓稼如此相似。

  邓稼先——26岁,在拿到美国博士学位的第九天,回到了1950年那个一穷二白的中国;34岁,他用3个“不能说”告诉妻子工作的变动,从此,整整消失28年,回来的时候,是一个直肠癌晚期的病人;61岁,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总负责人,他一共获得了国家奖金——特别奖20元,其中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弥留之际,他仍嘱咐要在尖端武器研发方面努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黄大年——51岁,在英国迎来人生得意的巅峰时,回到了在很多方面依然“技不如人”的祖国;6年多时间,他“夹在工作与家庭难以割舍的中间,没人强迫,只是自找,总想干完拉倒,结果没完没了,公事家事总难两全”;58岁,他最后清醒的日子,还在让助手反复播放海洋探秘纪录片,继续思考深海探测的未来方向……

  也有人说,黄大年与“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有着惊人的相似。

  1968年12月,郭永怀在青海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飞机。谁料,飞机在北京坠毁,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找到他时,吃惊地发现他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尸体中间,紧紧夹着装有绝密文件的公文包,完好无损!

  2016年11月29日,黄大年在北京去往成都的最晚航班上,疼晕过去两次。当急救车一路开进成都第七人民医院,医生想要为他做初步检查,却怎么都拿不开他抱在怀里的电脑。过了一会儿,他终于清醒过来,却赶紧摸了摸怀中的电脑,喘了一口气,对旁边的同志说:“我可能不行了……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还有人说,黄大年一生都在追随他景仰的老校长。

  距离地质宫不远处的校园一隅,李四光塑像端坐在红色花岗岩基座上。他身着中山装,面带微笑,深邃的目光仿佛在凝望远方,又像在注视来往的学子。

  2009年回国后,黄大年不止一次,漫步校园,舒缓疲劳。夏天,他常常沿着幽香的花径,穿过科技之星小广场,来瞻仰他尊敬的老校长。冬天,他踏着厚厚的积雪,一路看过青松挺立、腊梅芬芳,来到老校长面前伫立、沉思,耳边仿佛还回响着老校长那句掷地有声的话语:“我是炎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学到的知识全部奉献给我亲爱的祖国。”

  报春花开了又谢,冰凌花化了又结。如今,地质宫507办公室再没有那盏长明灯,可黄大年那般虔诚的仰望仿佛就定格在那里,引起人们无限遐思:

  66年前,新中国第一所地质学校——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在此诞生,突破层层阻力刚从英国回国不久的李四光担任第一任校长。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李四光是怀着切肤之痛回国的;如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黄大年选择回国并为此而献身,又是为了什么?是冥冥中一种历史的轮回?还是中华民族魂魄中绵延不息的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

  那是一代代科学家对前辈的仰望,那是一颗颗赤子心对祖国的表白,那是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对信仰的守望!

  有一次,黄大年特意约上师兄韩晓峰,一起追忆他们的老师、地球科学学院的张秋生教授。

  1987年,张秋生去非洲参与一个国际合作的地质项目,由于出境时没有注射疫苗,在非洲染上了黄热病,回国时飞机还在新疆上空,他就撒手人寰。

  “那个年代出国的机会很少,别人都是带这带那,可他一个知名教授,机组人员发现他除了地质标本外,行李中只有半盒没用完的火柴。”

  两人说着说着,黄大年就落泪了。后来,在新生开学典礼上,他对学生们说:“在这片充满‘励志图强’灵魂的土地上和校园里,走出了一系列闪光的人物。你们将会认识这些闪光名字的时代风采和可歌可泣的人生写照。他们的昨天是你们的今天,他们的成就是你们的未来,更期待着你们青出于蓝而更胜于蓝。”

  现在,黄大年也成为这个校园里,一个可歌可泣的名字。吉林大学常务副校长邴正时常想起他每次风尘仆仆来参加会议的样子,想起他在校庆大合唱时唱起《勘探队员之歌》的样子,想起他一次次为新兴交叉学部奔走呼吁的样子……

  再一次沿着黄大年的足迹,邴正登上地质宫顶层的观礼台。偶尔,大年会来这里,沿着长春市的中轴线俯瞰南望,宽阔的文化广场,耸立的太阳鸟雕塑和高大的长春解放纪念碑,郁郁葱葱的南湖公园,以及微波荡漾的南湖碧水,尽收眼底。那满眼的绿色中,飘扬的五星红旗格外耀目。

  邴正落泪了。令他落泪的不仅仅是大年的英年早逝,还有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代人血脉中那不朽的精神传承。尽管岁月流逝,世事沧桑,那种至诚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拼搏敬业的理想主义精神,还依然令生命澎湃,让灵魂沸腾。

  不同的时代,一样的情怀,一代代人掀起振兴中华、复兴民族的浪潮。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庄严宣告,如激昂号角,召唤海外赤子。“落后就要挨打”的切肤之痛,催促着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邓稼先等1000多名留洋学子冲破层层封锁,匆匆奔回新中国。

  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又如徐徐春风,荡漾在黄大年等海归科学家的心中——“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

  “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曾经,物理学家彭桓武的这句话,激起过后辈黄大年的豪情壮志。

  “能够越洋求学,获取他山之石仅是偶然,回归故里报效祖国才是必然。”现在,黄大年自己的话语也同样掷地有声。

  报国正当其时,圆梦适得其势。祖国的发展与复兴的伟业,形成一块更加巨大的磁石,吸引他们毅然舍弃国外优越的条件回到祖国。

  结缘于“千人计划”,黄大年与施一公这两个海归科学家“没有单独吃过一次饭,每次谈话不超过半小时”,却分享着一份最厚重的感情。

  黄大年曾问施一公:“一公,我们身在海外,真切感受到祖国的差距,你是不是也忍不住想要回来,想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

  施一公回答说:“是啊!科学研究不全身心投入,根本不可能有重大突破,不足以解决重大问题,不足以对国家做出同样级别的贡献。”

  “一公”寓意“一心为公”。作为世界有影响力的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被誉为最接近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他回答说:“我觉得我欠了中国一些东西!”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500多平方米的独栋别墅,一英亩的花园……尽数在一夜之间被施一公抛在身后。

  黄大年与施一公,又是何其相似。

  送别黄大年,施一公声音颤抖,只说了一句:“一个赤胆忠心的人走了。”

  赤胆忠心。这就是人们仰视他的理由。

  他恨不能用生命熔铸成一把钥匙,去为祖国打开大地深处的宝藏之门。他更想把自己燃成炬火,去融化科研体制中那些浮于表面的坚冰。

  在生前最后一次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黄大年曾缅怀几位“默默无闻就走了”的“千人专家”,“在中国做科学,像我这样的人挺多的,玩命去干,好了接着干。为什么这么干?其实很简单。国家的事都是大事啊!……能让中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一帮人在拼命,不是我一个人,一帮人全是这种心态,一帮‘疯子’,我们在一块儿可热闹了,这是一个群体。”

  黄大年曾问杨长春:“我们国家如何走向世界一流?今天科技界缺的是什么?我们凭什么干不过外面?凭国家对科技需求不紧迫?凭我们不努力、不拼命?”

  杨长春知道答案:“他想落实科研规范,他坚持科学不是个人爱好、自由烂漫,只能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只有把科研规范抓好,才能使科技的投入产出比提高,科技从并行到领跑的速度加快。”

  杨长春也看到结果,“大年刚回来时,国内的同行正在朦朦胧胧开始摸索着干,硬件和软件都不太行,他和许多‘千人计划’专家带回来系统化的管理思维和技术方法,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很多事情。”

  爱因斯坦曾说,不要希求做一个成功的人,要努力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这是科学家的价值观,也是理想者的座右铭。

  “为了理想,我愿做先行者、牺牲者。我已经50多岁了,生命也就这么几年了,能做出点儿事情,让后来人有一条更好走的路。”黄大年在接受采访最后无意中讲出的这番话,让团队成员刘杰唰地一下流下眼泪。

  彼时,他的头发已掉了不少,他的眼角已满是疲倦,但他的神情却依然刚毅:如果能加快祖国科技的发展进程,这何尝不是一种负重前行的幸福,又何尝不是一种国之利器的力量!

  黄大年回国后工作了7年,他没有行政职务、没有院士头衔、没有学术论文,就像他对大地深处所做的那些研究一样,几乎没有走进过公众的视野。

  他对采访他的新华社记者说:“你看我们家,没什么东西,空空的。我生活很简单,我的钱都用在什么地方?用在学生身上,资助他们出国,干科研的事情。那么大的项目,吉大一分钱也没有,我一分钱也没有,你见过吗?首席科学家一分钱也没要,别看项目上亿元。我就是喜欢这个事情,就是一种享受。钱什么的没多想,国家给我的够用了。”

  马斯洛曾把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寻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在这个物质丰富而极容易使人沉迷的时代,科学家的自我实现,并不是多么奢华的生活、多么显赫的名气,而是科学研究为国家与社会,乃至全人类创造的更大价值。

  20世纪50年代,一位物理学家从英国回来,在西北核试验基地隐姓埋名一干就是20年。直到2013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后,人们才注意到这位名叫程开甲的白发老人也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有人替他不值:“你如果不回国,成就会更大。”程开甲却回答:我不回国成就或许会更大,但绝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做的一切都和我的祖国联系在一起……

  初心即是永远。这一生,无论经历怎样的艰辛、面对怎样的困惑,总有这样一群人,从未忘记自己为了什么而出发,又为了什么依然在路上。

  有人也曾替黄大年不值:“他要是不回国,是不是不会这么苦?”

  “苦吗?不苦。”

  杨长春替他回答:“从整体上讲,大年回国后是幸福的。就像一滴水,不管有多曲折,汇入了大海,融入了潮流,终将改变历史的潮汐,而那之中,留下了他的印迹。”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