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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大地之子黄大年(二)

2017/12/11 9:20:11人浏览

  黄大年还应邀担任国家“千人计划”联谊会科技创新工作组副组长,牵头发起成立鲲海创新研究院,并担任首届副院长,组织“千人计划”专家与国家战略发展需求进行有效对接,使其成为推动前沿技术与军民融合发展的公益平台。

  在黄大年的感召发动下,越来越多的“千人计划”专家和海归科学家开始意识到: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不仅要具备深远的战略眼光,他规划与完成的事情,应该服从于国家需要,应该站位于国际前沿,应该集成符合国家利益的成果,更应该具有可以冲向世界巅峰的创新力量。

  浙江大学医学院杭州滨江医院副院长、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田梅清晰地记得,2016年10月29日,第二届“千人计划”执委会扩大会议在京召开,黄大年就像每次一样,提着黑色的行李箱匆匆赶来,满头是汗。然后,他观点鲜明、逻辑严谨地分析了我国在科研领域方面的短板,又从规划政策、组织攻关、创新创业、实施举措等方面提出意见。会议刚结束,就又赶往别的地方……

  七年如一日。黄大年办公室里的九组书柜塞得满满当当,除了专业书籍、项目报告,还有一沓又一沓的学术笔记、发言汇编。最右侧的柜门里,挂满了参加各种会议活动的挂牌,下面还极不相称地塞了一床棉被。无数个赶进度、做课题、修改材料的深夜里,他就是裹着这床被在沙发上凑合几个钟头,第二天站起来又是精神抖擞。

  大家又给这位“黄大牛”起了一个绰号——“大黄牛”。

“弯道超车”的“大年童话” 

  2010年元旦过后,黄大年就急火火地上班了。这天下午,地探学院组织文体活动,很多人聚在乒乓球室,热闹地操练起来。

  刚刚留学归国不久的于平正在候场,听到观众中传来一阵议论。她顺着大家的目光望去,一个穿着暗绿色棉服、背个双肩包、脚踩厚底大皮鞋的中年人正大步流星地走来。

  “那就是黄大年,从英国回来的大专家!”

  作为地探学院的毕业生,于平对黄大年的威名早有耳闻,可她万万没想到,轮到她上场时,竟是和这位大专家同台竞技!

  黄大年可不是为了打球而来的。他一边打球,一边观察着对面这个扎着马尾辫、球速很快的女同志。而于平也发现,黄老师的注意力根本没在球上,他不时和旁边熟悉的老师说几句话,然后乐颠颠地去捡他的漏球。

  休息时,黄大年招手把于平叫到场边,微笑着说:“于老师,我是黄大年,我从英国回来,现在想在咱们学院创设移动探测技术平台中心,我查阅了你的资料,很需要你的帮助。”

  寥寥数语,让于平对这个大专家心生亲切。很快,她与一批青年学者都被黄大年招到了麾下,“吉林大学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的牌子挂起来了!

  移动平台探测技术是世界科技强国竭力追求的核心技术,也是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黄大年把在英国原有的研究基础和方向都进行了扩展,瞄准海陆空三栖的移动平台探测技术——海上有无人船,水下有无人潜航器,空中有无人飞机。

  由于这一技术难度高、覆盖广、应用性强,涉及多项交叉学科,黄大年又找到林君,向这位大学好友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在吉林大学设立新兴交叉学科学部。

  为什么要搞交叉?

  因为这是中国实现“弯道超车”的唯一机会!

  黄大年涉猎很广,他在英国时的研究涵盖地学、信息、军民融合等多个领域,他深知,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中国虽然拿到了新一轮世界科技竞赛的入场券,但必须牢牢抓住创新这个“弯道超车”的机遇,才能追赶历史的潮流。

  知易行难。要真正找到学科之间的结合点,形成一个新领域并不容易。2012年,从仪电学院毕业的焦健加入了黄大年的团队。师徒二人用了两三年时间,才确定了焦健的研究方向——“平台和传感器”。

  “这是移动平台探测急需的研究,把硬件和软件结合起来,也是未来交叉学科研究的方向。”焦健清晰地记得,黄大年为他规划研究前景时,眼里迸射的光芒。

  哪些是国际上炙手可热的大学科?怎样让基础研究和前沿科技“在碰撞中寻求突破,在差异中做出增量”?如何尽快把跨学科人才汇聚到统一机制下开展工作?

  黄大年的大脑一刻不停地高速运转。他常常来到办公室对面的“茶思屋”,放一段音乐,斟一杯咖啡,然后,倚在吧台旁边,望向墙上悬挂的、一张张地学前辈的肖像照片。

  在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的“茶思屋”,吉林大学统战部副部长任波回忆与黄大年共事的情景(2017年6月16日摄)。当年黄大年回国后就开辟出来一间“茶思屋”,供师生平时休息、交流所用。今年1月8日,国家“千人计划”入选专家、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黄大年,为执着追求的教育科研事业燃尽最后一丝心血后阖然长逝。半年过去,这位战略科学家的身影已经远去,而他的事迹却被越来越多人熟知。近日,记者再次走访黄大年生前的同事、学生,听他们讲述昔日与黄老师在一起的难忘瞬间。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时光退回到半个多世纪前: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家建设时不我待,建校筹备如火如荼,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矿产地质勘探局副局长喻德渊致信,向正在北京的李四光征询意见,李四光提笔回复:“今天人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人民的需要,国家的需要,这就是一切追求的原点。从这个原点出发,黄大年脑海中的关系脉络网不断延伸——

  “咱们学校有学者参加南极科考,能不能研制全地形车,完成在极寒、沟壑、全时段极限条件下的通讯、交流和作业?”

  “‘云端远程控制’技术发展很快,能不能开发野外作业医疗看护车?这个目前在国内还是空白啊。”

  “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南极内陆地区钻取冰下基岩岩心,能不能在海洋资源与安全领域跟建设工程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联合做些事情?”

  ……

  科学是严谨的,但离不开奇思妙想。巴尔扎克说:“真正的科学家应当是个幻想家。”

  黄大年就是这样的“幻想家”。

  与探测仪器专家合作研发深地探测仪器装备,与机械领域专家合作研发重载荷物探专用无人机,与计算机专家合作研发地球物理大数据处理与解释系统……在黄大年想要构建的“科研特区”中,没有什么不敢想,也没有什么不能做。当很多人还站在2.0时代,他已经望到了4.0时代。

  每冒出一个新想法,他马上去找熟识的专家探讨一番。然后,连夜查找资料、进行调研论证、设计实现路径。有的人一边和他讨论着,心里也犯嘀咕:黄老师说的怎么都像童话,能实现吗?

  然而“大年童话”的拥趸越来越多:众多“海归”慕名而来,马芳武、王献昌、崔军红等“千人计划”专家也在他的游说下相继落户吉林大学。黄大年的办公室里常常高朋满座,众人围绕一个问题谈得眉飞色舞,辩得口干舌燥。

  时任吉林大学统战部副部长任波知道,为了编织一张更大更密的科研网络,黄大年付出了不为人知的心力。

  2013年10月,欧美同学会举行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黄大年作为海归科学家代表应邀出席,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内心备受鼓舞。

  他回到长春后不久,就主动打电话给任波,“国家对海归这么重视!我们更应该倾尽所有报效祖国!担任会长的事儿,我就不推辞了!”

  任波又惊讶又感动,愣在电话那头说不出话来。彼时,学校留学归国人员联谊会正在酝酿改选,大家心服口服的会长第一人选,就是黄大年。可他实在太忙,任波提过一次之后,就再也不好意思找他。

  黄大年欣然出任,其实还有别的“算盘”。他觉得,从国家需要和世界一流角度看,我们虽然努力了,但还很不够,还得快马加鞭,招揽更多高端人才。

  他把目光投向“海归”群体,一个脚步匆匆的身影,就这样走进了吉林大学300多名海归知识分子的灵魂。联欢郊游、调研开会,只要不出差他保证场场必到,陪大家唱歌、为大家照相。

  有一次,学校为海归人员组织艺术沙龙,那是黄大年回国后第一次走进KTV,按要求,每个人都要唱一首。黄大年很谦虚地对任波说:“哎呀,我特别喜欢唱,可就是一到高音就跑调。”

  在大家鼓动下,他上去唱了一首《垄上行》,结果一发不可收,《我的中国心》《祖国,慈祥的母亲》《我的祖国》……他一首接一首。

  唱毕,大家一致认为,当天的麦霸是黄老师。任波问他:“黄老师,你知道麦霸是什么意思吗?”他像个孩子似的兴奋地说:“麦霸?是一种荣誉吧?”

  他的回答,让大家愣住了。这个把爱国歌曲唱得如此高调的大年学长,是多么朴实而率真!他那颗童话般的纯真之心,征服了所有人!

  2014年学校中秋晚会,黄大年因为一首歌,落泪了。

  演唱者艺术学院副教授姚立华刚走下舞台,发现黄老师在舞台的一角等着她。她走上前去,刚想问候,竟发现这位大专家的眼角挂着泪珠。

  黄大年一字一顿地说:“姚老师,听了这首歌我感动得落泪,请理解,我们常年在国外的这些人,对祖国的爱很深、很深。”

  彼时,姚立华刚刚从俄罗斯深造归国,她十分惊喜地发现,自己在演唱这首歌时所投入的情感,都被黄老师感受到了。

  作为我国著名歌唱家、声乐教育家郭淑珍的弟子,姚立华把演唱的质量看得很重。曾经,每每驾驭《我爱你,中国》这类高难度歌曲,她心里多少有些“小满足”,后来,到了国外,很多华人听到这首歌都会泪流满面,她感到他们对祖国的爱是那么真,就像孩子对母亲的依恋,这种歌者与听者的互动,让姚立华内心深处的情感被点燃了。回国之后,遇到黄大年,更让她发现,在自己身边,还有如此同频共振的人。

  祖国,就像生命中最激越的音符,拨动着黄大年的心弦。那一首首歌,也让他与一大批海归学者分享着同样的心、难得的情。

  “我和大家一样,没有‘深厚感情’就不会回来并喜欢上这块零下20多摄氏度的黑土地;没有‘科研激情’、没有‘心情的阳光’和聊以自慰的‘艺术的陶醉’,就不会有始终如一的坚持、初衷不变、童心难改。”深夜“冒泡”,黄大年常常在吉大海归微信群里分享工作成果,和大家聊聊知心话。

  他就像个邻家大哥,关照每一位“大家庭”里的海归人员,引领着大家去寻找回国后的坐标。

  2014年7月,在水下通讯和水下网络领域备受瞩目的吉大校友崔军红回国探亲,经人引荐见到了黄大年。

  “中国水下国门洞开”,黄大年直入主题,语气中的忧虑让崔军红深有共鸣。跟黄老师从事的深地探测一样,崔军红从事的水下通讯在国内也面临着高端设备依赖进口的处境。

  “咱们学校的新兴交叉学科学部正在酝酿,你可以申报国家‘千人计划’,回国创建智慧海洋研究中心,大家集中合力,一门心思把一件事做好……”听着黄大年的话语,崔军红有些心动,但也顾虑重重:一方面,她在美国的平台已足够大,如果和黄老师联手做事情,应该前景可期。但另一方面,她已在美国生活16年,自己能否适应国内情况,也有些拿不准。

  黄大年看出她的犹豫,邀她到自己的团队参观交流,又给她展示近年来的项目成果。崔军红问道:“黄老师,咱们要搞海洋探测,可是吉林没有海啊?”黄大年踌躇满志地说:“没关系啊,哪里有出海口我们就向哪里去啊!只要有决心就能把事情做大。”

  吉林没有海,但眼前这位学长海一样的胸怀深深触动了崔军红。2016年6月,崔军红作为“千人计划”专家签约吉林大学。

  从那以后,黄大年成了她的精神导师。每当她有困难、发牢骚,黄老师都会用亲身经历鼓励她,“你看地质宫现在很好,当时屋顶都是漏水的;修建无人机库的时候,也遇到很多问题。这么多人,这么多环节,都需要时间,我们还是要有劲头、有耐心,事情总有一天会做成的。”

  事情总有一天会做成。这个信念,燃烧着黄大年生命的烛火。而那澄净的光,照亮着一位又一位学者前进的道路。

  “黄老师,您该休息一下,最近您太累了。”一天中午,“千人计划”专家马芳武来找他探讨问题,一看他两眼通红,就知他又是一夜未眠。

  “没事儿,再吃两个烤苞米就好了!”黄大年抡起手臂,伸展了一下说,“对了,有个在新加坡工作的贾继伟回来探亲,晚上我叫了他来我家,你也来,咱们一块儿吃饺子。”

  “你那么忙,怎么还让人去家里?”马芳武说,“咱们在外面吃一顿也行啊!”

  “没事儿,就是要让这些年轻海归感受感受,现在国内不比国外差!”

  就这样,他拉着马芳武等人借“千人计划”联谊会、吉林大学留联会等平台,不断寻找、联络海外高端人才,想尽各种办法吸引他们留在国内、扎根吉大。

  2016年9月,一份报告交到了校务委员会的案头:在黄大年的倡议下,经过为期一年的酝酿讨论,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筹备初期工作宣告完成,一个辐射地学部、医学部、物理学院、汽车学院、机械学院、计算机学院、国际政治系等的非行政化“科研特区”初步形成。黄大年也成为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学部长。

  于平看着报告默默发呆:交叉学部这件事,当初大家心里都没太有底,可是黄老师硬是把一个个虚幻抽象的概念,渐渐都变成现实,把各个学院、学校内外的力量,慢慢拧成一股绳。

  黄大年看着报告深深舒了口气,他的头脑里立刻又蹦出一连串问号:手机会不会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交通枢纽能不能变成拓扑网?汽车能不能实现无轨运行?外太空能不能开发矿产……

  如今,曾经对“大年童话”的质疑已湮没无闻,一个个“大年童话”正在变为现实,在卫星通信、汽车设计、大数据交流、机器人研发等诸多领域,一个个“奇迹”正在涌现,几乎覆盖吉林大学近三分之一的专业。其间,又衍生出许多新课题、新方向、新学科,由“大年童话”孕育的“科研特区”未来将有望带动上千亿元的产业项目!

是熔岩,也是清流 

  一天深夜,黄大年的好友、时任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杨长春接到了他的电话。聊了没几句,杨长春就听出黄大年情绪不对。其实,他已风闻“圈里”一些议论,大概是说黄大年“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人情世故”。

  比如,项目启动要先写规划,有些专家承担的科研任务比较多,不能全程参加,他不论名头大小,一律通报:“如果想要点卯挂名,就不用来了。”开论证会,无论什么人在场,他发言从不穿靴戴帽、寒暄客气,而是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又比如,参加项目评审,他语气和善,却随时“开炮”:数据引用有问题,他立刻指出;指标参数不清晰,他不予签字;PPT里有错字,他也要一一纠正。

  黄大年想不通,说:“这都是按科学规范做事,为什么有人不理解?”

  杨长春劝他道:“你刚回来,人生地不熟,你这干的全是得罪人的事。”

  可是黄大年却说:“我就是想干成事,不这么干不行啊。”

  很多机构和单位想要参与深探专项第九项目。黄大年不看介绍材料,也不提前通知,直接钻进人家的实验室和车间,查验对方的资质水平。“相中”了以后,他就直接给对方打电话,上来就和人家说:“我有个上亿元的项目,你们的技术符合我们的要求,我可以提供经费,一起合作完成这个项目。”接电话的人一开始还一头雾水,以为是骗子,有的还曾打电话到吉林大学核实真伪。

  有一段时间,刘财陪同黄大年外出拜访、争取经费,发现“大年到了人家那儿,从不谈钱”。

  有一次,见财政部一位司长,两个多小时,黄大年“掰开揉碎”地只讲国际上都在做哪些尖端技术,这些技术对中国有什么用,似乎把经费的事情忘在脑后,让一旁的刘财暗暗心急。没想到那位司长还没听够,中午把他们留下来吃了盒饭,此后不仅痛快地批给经费,还一直追着黄大年做项目。这种情形在平时是很少见的。

  有自认为和他关系不错的专家找来,想替某科研机构“拉点儿经费”,他一句“我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只有国家利益”,直接把对方噎了回去。后来对方发现,就连黄大年所在的吉林大学也没有多拿一分钱。

  黄忠民看他整天飞来飞去,手头的项目却大多给了外校,十分不解地问他:“我说大年老师,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忙?你忙我们地探学院的事情我当然大力支持,忙吉林大学的事情,我也非常支持,但是你帮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出谋划策,帮他们设计项目,他们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他们要争取到一大块钱,可能意味着咱们这边要少一部分经费了……”

  黄大年却十分耐心地对他说:“忠民,咱们不能那么狭隘,我们要站在国家层面来考虑问题。我们能力之外的,就应该联合国内更多高校共同来把事情做好。”

  对于美好的人生品格,朱光潜这样诠释:“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

  黄大年就是这样一个人——以出世的态度做学问、搞研究,超然物外;以入世的态度爱国家、爱科学,殚精竭虑。

  但有一次,超然物外的黄大年发了大火。

  按照要求,深探项目第九分项要召开月度项目课题组长视频答辩会。

  “怎么回事?小王,你都催过了吗?”黄大年迈着大步,急匆匆地跨进会议室的门。

  “都催过了啊,黄老师。”王郁涵偷偷瞄了一眼墙上的钟表,9点50分了!

  此时项目千头万绪,正是确定各个课题具体目标的关键阶段。距离开会还有10分钟,要求提前上交的材料还没收齐,多个视频会场的人也没到齐。

  “人浮于事!”大手一挥,黄大年突然把手中的滑盖手机砸向地面,手机屏幕摔了个粉碎,在场的几个人都惊呆了。

  “我们拿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怎么就能如此草草做事呢?汇报的PPT不好好做,开视频会也不按时到?我们得遵守契约精神啊!”那天会后,黄大年还在生气。王郁涵默默地把手机递给他,屏幕已裂成了蜘蛛网。

  事后,黄大年和董树文坦言道:“我有时很急躁,我实在无法忍受有人对研究进度随意拖拉。我担心这样下去,中国会赶不上啊!”

  “大年,你要服水土,很多事情要慢慢来,逐步跟你的想法对接!”董树文善言道。

  “那不是我!要是那样,我就不用回来了!”黄大年执拗地说。

  董树文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别看大年平时乐呵呵,急脾气上来很犟的,“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黄大年着急啊!他急一身绝技施展不开,他更急在深探领域祖国和世界看得见却摸不着的差距。他想用5到10年,使我们国家成为在国际上真正具有竞争力的、掌握高精尖技术的国家,他觉得就应该抓紧实干!

  黄大年坚持以项目管理的方式抓科研协同。他提出“滚动中淘汰”,“前期给了500万元,干得不行,下一期的钱就收回来”。“千人计划”专家王献昌很吃惊,“钱都答应给了,怎么可能收回来呢?”

  可黄大年硬是拉下脸来,在管理中形成了中国科研前所未有的倒逼机制。

  杨长春理解他:“大年追求的是科技的极限,他不是去抢跑,而是在做事情之前,就先想明白科技的巅峰在哪儿、极限在哪儿,他想到了极限,就争分夺秒去跨越极限、赶超极限,这就是他着急上火想去突破的原因。”

  高平也跟他深谈多次,到最后黄大年说:“咱俩聊过以后我心里好受多了。我回来干吗?不就是要迎接这些挑战吗?!我一定会适应环境,努力去改造环境。”

  在祖国的科学事业面前,黄大年的激情就好像大地深处的熔岩,喷薄而出,奔流向前。

  深探专项经常开会,特别是在策划重大专项时,议程常常是今天通知、明天开会。可身在长春的黄大年十次有九次都会按时出现。董树文说大年是出勤率最高的核心专家组成员。

  高平问他:“你累不累?前天刚走,今天又来。”他却说:“这么重要的会我一定要来。”

  高平很感动,她从没看到黄大年疲惫的样子。看着他聚精会神的样子,她不知道他牺牲了多少自己的休息时间,又可以想象,他是怎样行程满满,天南海北地奔波。

  会议讨论时,黄大年的那种方式一开始让董树文也受不了。他跟人们也交流过,会上最直言的就是黄大年,台上还没讲完,他底下就给你“捣乱”。

  “院长,这个目标我认为定得有点儿不太科学!”

  董树文隐忍地问:“大年,你等我讲完再说行不行?”

  结果黄大年愣是回了句:“不行!你们不能这样说!”

  慢慢地,董树文意识到这不是坏事,间接地也就接受了。此后,凡是深探项目的会议,大家把事情都放在桌面上讨论,不再“弯弯绕”,也没了背后的“小动作”。

  深探专项第九项目做第一次年度汇报的时候,黄大年的课题按次序被排在最后。他上台汇报的时候,已是下午了,底下的领导和专家走了一大半,剩下的人也都满脸疲态。黄大年当着众人的面跟董树文“发飙”了,“领导怎么这么不重视?两天的会,第一天下午就走了。你也不重视!”

  “我怎么不重视了?”

  “装备是深探事业的硬件基础和关键支撑,你把我的汇报安排在最后一个,大家都没有兴趣听了,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意见反馈,这么做还有什么意思?”

  董树文听了,觉得有道理。第二年汇报,他说服其他项目,把第九项目安排在了第二个,结果黄大年就像孩子得了块儿糖,心满意足。

  从会议形式的创新,到项目机制的变革,深探专项不是第一块“试验田”。一张表格上,密密麻麻记录着7年间黄大年一力承担的诸多项目。还有许多项目,无法在这张表格上一一列出。

  2016年6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黄大年与中国科技界首位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国际著名量子通信专家潘建伟、国际著名生命科学专家施一公等,一起上榜、名列前茅。

  很多人并不清楚黄大年从事的地球探测项目究竟有何深意,但却记住了他和善的微笑,还有他简洁明快的座右铭:“为梦想而行动的人是不会被埋没的。”

  为梦想而行动!7年间,黄大年带领400多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地面电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取得显著成果,为产业化和参与国际竞争奠定基础;固定翼无人机航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无人机大面积探测的技术空白;无缆自定位地震勘探系统工程样机研制突破关键技术,为开展大面积地震勘探提供技术支持;万米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样机“地壳一号”横空出世,超深井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向前迈进……

  而刮起“大年旋风”的深探专项,更是以第九项目的结题为标志,深部探测能力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局部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我国深部探测5年取得的成果超过了过去50年,国外专业期刊这样评价:中国已正式进入“深地时代”!

  有些成果,是看得见的贡献;有些事情,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高平说:“大年对待科学是很‘任性’的,他不唯上不唯权不唯关系,不允许‘你好我好大家好’,带回来一股清流。”

  以至于有些会议他不到场,有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就会问:那个“爱提问题”的专家怎么没来?科技部的一位同志认为,“黄大年能围绕一个问题讲到方式方法的层面上,而不是提出‘瓶子没拧紧’‘线画得不直’等表面的问题去规避风险。”

  很多青年学者见了他,总是“既忐忑又期待”,忐忑的是任何瑕疵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期待的是他不仅会提出课题报告中有哪些问题,还会提出下一步怎么改进、怎么规划、怎么转化成产品。

  黄大年说:“我在国外时接待过很多国内的团组,我很想把所有知道的都告诉他们,不要再走弯路。”

  杨长春感到,如果一个首席科学家,认真地、带着情怀去做一件事,这件事或多或少、或快或慢还是会推动起来的。有很多过去感到“不舒服”的人后来也感到,黄大年的建议是有益的、真诚的,也开始向他求教、与他交流。

  渐渐,只要知道他在学校,总会有本校的、外地的青年教师来请教,在办公室门口排起长队。别的学校要申报课题,只要他认为符合国家发展战略,他就帮人家跑项目、跑资金,把竞争变成了合作。

  王郁涵开玩笑说,“得准备个叫号机”了。那些学术问题,哪有那么容易讲清楚,可是黄老师从来不嫌烦,会给他们掰开揉碎地讲上两三个小时。

  轮到他自己的事情,他却抽不出时间了。学校领导几次催他抓紧申报院士,他婉拒:“先把事情做好,名头不重要。”代表单位参加学术会议或讲座,他能一口气准备十几页的材料,但要让他填报个评奖材料,半页纸都不到。

  他的团队分分合合。有的人觉得跟着他捞不着名头,走了;有的人迫于养家糊口的压力,也走了。为了留住“刚刚冒出的苗子”,他一次次找学校、想办法,掉过不止一次泪。

  有人劝他:“黄老师,咱也当个领导,这些问题不就好解决了?”可他说:“要是需要这些,我就不回来了。我们是为国家做事,只要塌下心来,水到渠成。”

  一次,高平到吉林出差,特意去黄大年的办公室看了看。他热情地带着她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从这个设备看到那个仪器。

  看到这些与国外完全接轨的开放研究空间,高平问他:现在这里是不是有你在国外工作时的影子?黄大年高兴地回答说:“你看!我有一支团队了,不是我教他们学,我们是一个共同创新的整体,将来是要干大事的!”

  黄大年最得意的是他设计的茶思屋。在507办公室的对面,有一间10几平方米的房间,干净素雅,沙发、音响、投影、吧台……入门处的书架上,摆放着最新出版的国际期刊和学术杂志。直通屋顶的欧式酒柜上,团队的奖状奖杯摆在最上面,白酒、红酒、香槟摆在中间,下面微波炉、咖啡机、面包机一应俱全。

  从一间空屋子开始,黄大年用自己的钱,一点一点添置了茶思屋的各种家当。在这里,他常会惬意地煮一壶咖啡,与来访的外国专家交流观点。或是叫上三五团队师生,来一场“头脑风暴”。每年圣诞节,这里的圣诞树、蛋糕、水果、啤酒,还有空灵的圣歌,都令他仿佛回到剑桥生活。

  黄大年拉着高平在茶思屋门口合了影。高平蓦地发现,大年鬓边的白发多了,肩膀有点儿塌,脸色也没有在国外时滋润。可是他站在那里,那种意气风发的感觉,仍似一个朝气蓬勃、以梦为马的青年。

(待续)